我从事弘扬毛体书法半个多世纪，特别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，到北京设创作室，与毛泽东亲属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接触较多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很幸运的是，一方面我弘扬毛体书法的活动得了他们全力以赴的支持；另一方面听他们讲了不少毛泽东写书法的故事，也看了他们写的这方面书籍，给了我以极大的启发。特别毛主席生前保健医生王鹤滨、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、谢静宜、赵延河、周福明、吴连登、徐涛、张善兰等，都讲的不少，现整理出来，与各位共享。

1、关于执笔方法

执笔方法正确与否，对写好书法非常重要。

据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介绍，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，受过师范教育。在师范学校里的数学年学习，可以设想，毛泽东对书法艺术中的执笔、运笔、用墨、结字、布局等方面，都会受到较完整的教育，备有较完整的知识，这也是对一名师范学校里学生的基本要求。这从毛泽东早期的书法作品中，可以看出，其运笔、结体的法度，都是很规范的。

据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书法的谢静宜（曾多年任过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）等人介绍，毛泽东的执笔方法，是传统的、规范化的、五指执笔方法。连他书写时的端坐姿垫，都是严格地遵循规范化的，也是为人师表的姿式，是受到严格的训练的。

所谓五指执笔法，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说：“食指须高钩，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，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；中指内钩，小指贴无名指外，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”。

近代书家沈尹墨也是主张五指执笔法的。但他认为这种方法最适应于坐位时执笔：“这种执笔方法，只是写三五分以上到五六寸大小的字，最为适用，过大的字就不必拘泥如此，而且也不会合适”（《沈尹墨论书》）。

毛泽东的执笔方法，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：食指高钩的五指法。因为他书法艺术活动场所是办公桌，所以五指执笔法能使指腕活动方便。正如古人言：“书之大要，可一言而尽之，曰笔方势圆。方者，折法也，点画波撇起止处也。方出于骨，字之骨也；圆者，用笔盘旋空中，作势是也，圆出于臂碗，字之筋也。故书之精能，谓之遒媚，盍不方则不方遒，不圆则不媚也”（清代朱履贞《书学提要》）。

毛泽东一生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许多巅峰书法作品来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与正确的执笔方法有很大关系。

用笔方法是一项基本功，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打好这方面基础，习惯成自然，基本功练好了，终身受益。

当然，执笔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多样的，因人而异。传说北宋苏东坡喜用单构法，清代何绍基喜用扣腕法。传有人问齐白石怎样执笔为好，回答：“掉不了就好！”语言很风趣。书法艺术重要的环节是在运笔。我们也曾看到当代无手的书法家，将笔在前臂上书写，或含在口中书写（当然是无奈之举），亦能写出好字；但也不能否认，一定的执笔方法，所产生的笔墨效果也会有不同。

2、关于书写习惯

据毛泽东生前在身边工作人员徐涛介绍，毛泽东写书法习惯用现成的墨汁，也不挑选什么名贵的端砚，笔则狼毫羊毫都用。喜用大信纸或八开的白色厚宣纸。一张纸上最密的能竖写七、八行，但一般多只写三至五行，每行三至五个字，因此一页不过十来个字。如果纸上有竖格，他常不按格写，也可顶天立地写满全纸，随兴所至，不求刻板，不受约束。他书写时凝神连书一气呵成，写得满意就继续写，不满意就顺手扔入桌下的字纸签里。

王鹤滨老人，曾是毛泽东身边资深保健医生，深得毛主席信任。他曾亲身经历过毛主席手书《北京医院》一事。

据他介绍：原北京医院，解放以前称为“德国医院”，看来是德国人开的，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标志之一。从其建筑形式和房间的布局来判断，倒也像一家旅馆；同时只有很简单的一排平房作为门诊部，南北向列在院内道路的东侧。门诊部的东面是块平地，很空旷，加上对面简易的房屋，尚有荒凉之感。解放后，该医院加强了技术力量，承担起了中央机关、部委领导人员的医疗保健任务，有点像延安时代的中央医院了。原来一排平房的门诊部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了。于是就推倒了平房，在原来的地基上建立起来了仍是简易的门诊部楼房，并在二层建立了个小型的礼堂，作为病人和职工的集体活动场所。新建的门诊部虽然也很简陋，但比起原来接收下来的门诊部，也有天渊之别了。门诊部落成时，傅连暲找到了王鹤滨：“鹤滨同志，劳你去请毛主席给北京医院题字，写个匾吧。”说着，傅连暲从黑色的手提包中拿出了一张折叠着的宣纸，交到王鹤滨手中。

这件事，王鹤滨高兴地接受了下来。王鹤滨从小学生时起就喜欢书法。在旧社会里，会写得一手好字也算是一种体面。他特别喜欢毛主席独具风格的行书，很想借此机会，目睹一下他老人家书写时的风采，看毛主席是如何运笔的。

他带着傅连暲交给的任务，拿着宣纸，急忙兴冲冲地回到中南海，径直走进菊香书屋大院，当知道毛主席正在办公室工作时，也不管毛主席是忙是闲，就踏入了毛主席的办公室。

毛主席正在俯案工作，王鹤滨站在办公桌的东侧，等待插话的机会。毛主席见他走了进来，就在转椅上侧过头来，放下了手下的工作，问：“王医生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毛主席面对着王鹤滨，和蔼而关心地看着。

“北京医院请主席给他们题字。”王鹤滨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“题什么字？”毛主席紧接着问了一声。

“请主席给北京医院写个‘北京医院’的匾额，他们新盖成了门诊部。”王鹤滨高兴地回答。看样子，毛主席答应题字了。

“好！”果然，毛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王鹤滨把那张折叠着的宣纸放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。

毛主席说罢，便动作了起来，先把桌面上的文件迅速地移到了写字台西侧边缘部位的桌面上。于是，大半个写字台面便腾了出来。毛主席站起来，把身后的靠背转移向后推了一把，加大了他老人家活动的空间，然后把宣纸展开在桌面上，二尺宽四尺长的宣纸，被毛主席用纸刀裁成三等份，每份便成了小的长方形纸块了，王鹤滨忙把写字台上的铜墨盒盖子打开、放好。

毛主席从铜质的笔架上抽出了一支较为粗大的倒插着的兼毫毛笔，手持笔杆的端部，蕉饱了墨汁，用目光在纸面上扫视了一遍，略端详了片刻，大概是在考虑落笔、结体、布局。意在笔先嘛！

王鹤滨说，毛主席挥翰泼墨的情景，正如苏东坡居士所描述的：“当其下笔风雨快，笔所未到气已吞。”只见毛主席第一笔凌空而下，势不可遏，笔在毛主席臂、腕、指间运动中，任意挥洒，情驰神怡，兴象万端，奔赴笔下，沉着痛快，淋漓酣畅。毛主席的神情尽聚笔端，心手遗情，笔书相忘，任其自然。只见从笔尖到笔腹，中锋、侧锋兼用，圆笔、方笔兼施，藏锋、露锋兼出。提拉，顿挫，正侧，顺连，轻重，缓急，涩疾，缓迟，虚实，擒纵，紧开……笔走龙蛇，点侧藏回，横勒鳞云，竖努战行，仰策力末，……点画之势尽跃纸上；长短相补，斜正互挂，肥瘦相辅，左右盼顾，遥相映带，章法巧布。虽然只横书了四个字，却写得自然雄媚，钢筋铁骨。王鹤滨看到此时此景，确实大开眼界，感到幸运极了！

毛主席将写好的三张字，一一地并摆开来，铺满了整个写字台面。然后站站在转椅前，一张一张地逐字审视了几遍，最后对王鹤滨说：

“就拿这两张去吧！由他们选用一张。”说着，毛主席把认为可以拿走的两张字叠在一起，王鹤滨急忙恭敬地接了过来，等字迹完全晾干后，他才卷了起来。另一张“北京医院”手迹，在毛主席的手中被揉成了一团，投进了废纸塞中。他说，他那时很傻，脑子里像缺少许多根弦，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，没有把那一张“北京医院”从废纸窦中救出来，或者在毛主席的手中欲团操时，把它从毛主席的手中要过来。

王鹤滨高兴地将两张墨宝（毛主席所书写的“北京医院”）握在手中，又兴冲冲地走出了毛主席的办公室。

他走出了中南海，很快地就出现在北京医院周泽沼院长的办公室，当他把墨宝展现在周院长的面前时，周院长兴奋得面部开成了一朵花，他那厚厚的肥嘴唇合不上了。王鹤滨转达了毛主席的话：

“这是两张‘北京医院’题字，由你们选一张用。”王鹤滨将题字展开，一一交到了周院长的手中，周院长接到毛主席的题字后，美美地笑着说：

“这样快，毛主席就写好了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医院工作的支持啊！”周院长一面欣赏着毛主席的字体，一面又对王鹤滨说：“谢谢你，王医生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北京医院全体职工的鼓舞，请你转达我们向毛主席的敬意和谢忱，我们马上把匾做好！”

这件事虽然过去许多年了，但王鹤滨大夫仍记忆犹新，每当谈起来，总是兴奋不已！

东晋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对其之后中国历代书法影响巨大，受到历代众多书法家的喜爱。毛泽东主席同样非常喜爱《兰亭序》。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徐涛介绍，毛泽东在谈书法时，常提及王羲之与《兰亭序》。

毛泽东曾告诉徐涛，“《兰亭序》是王氏的传家宝，唐太宗十分喜爱，除令人临摹外，真品已被唐太宗带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喽！”毛泽东评价王羲之的书法“笔势流畅，秀丽多变”。毛泽东说：“王羲之的书法，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，看了使人舒服。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。”据徐涛回忆，毛泽东还经常用湖南乡音朗读《兰亭序》。

毛泽东一生喜爱古典诗文，喜爱手书古典诗文。而且他手书古典诗文，大部分不看原著，都是背着写。毛泽东草书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就是兴之所至的练笔习作，因此内中偶有记错或疏漏，而且结尾不落款。毛泽东草书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与原文不一致的地方有多处。如：“岁在癸丑”写成“岁在癸卯”，“群贤毕至”写成“群英毕至”，“固”字写成“故”，“悲夫”写成“悲乎”，“少长咸集”“咸集二字重复”，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“整句重复，“俯察品类之盛”以下缺十七字，“俯仰一世”以下缺九字，“感慨系之矣”以下缺六十六字，“不知老之将至“前多一“曾”字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？因为毛泽东有个习惯，平时他看碑帖时从不动笔，写字当时又从不看帖，也不把帖翻开放在手边。因此他写《兰亭序》，很有可能是背临，这样内中偶有记错或疏漏，就在所难免了。尽管这样，毛泽东草书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仍然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珍品。它运笔潇洒流畅，气势磅礴，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水平。

徐涛说，正如有人评价，同样写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，在王羲之的笔下，如古筝琵琶，唱“逝者如斯”。在毛泽东笔下似铜琶铁板，歌“大江东去”。这篇作品，淋漓酣畅地展现了他广阔的胸怀，渊博的学识，浪漫的气质，敏睿的智慧，充沛的情感。从书写字迹看，这篇草书写作时间应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，因为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境界上已臻出神入化，达到了巅峰。

附：毛泽东书《兰亭序》（部分）

在与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，经常听他们讲毛泽东与文房四宝和名帖的故事。

1、毛泽东把文房四宝视为战斗武器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舍不得丢，他说：“要用文房四宝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大家族！”

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高富有（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原局长，延安时期毛主席警卫连连长）等人介绍，毛主席是伟大的军事家、战略家，指挥过无数在的战役，但他自己却从不带枪，而文房四宝他却随身携带，如影相随。即是在长征途中也舍不得放弃。

人所共知，红军长征是极为艰难、艰苦的。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，共两年多的时间，在前有敌军堵截，后有敌追歼的情况下，行程二万五千里，途经大小战役数百次，激战湘江、爬雪山，过草地，在长征途中尽量减轻所带的东西，把凡是能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了。在最艰苦的情况下，有人建议毛主席把文房四宝等也放弃，但他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我要用文房四宝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大家族！”听起来是一句很有风趣的话，而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。毛主席就是靠文房四宝来写文章，用毛泽东思想和精神来武装全党全军，动员全国人民，从而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。

2、毛泽东特别喜欢名帖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随身携带。

毛主席生前资深贴身保健医生王鹤滨曾讲过，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陕北，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一个故事。

1946年秋，蒋介石为挽救极其失败的命运，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胶东。这时，蒋家王朝的重兵，飞机轰炸把陕北勤劳农民的安稳生活打断了。为了更好的歼灭敌人，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，主动撤出延安，毛主席化名“李得胜”（离开延安得胜利之意），转战陕北。有段时间毛主席率中央机关转战到杨家沟，毛主席住在该村扶风寨。王鹤滨说，有一天，他在傅连暲的带领下，到“扶风寨”为毛主席检查身体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亲眼看到在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有一个大石桌的西北角上，放着一本字帖，是翻卷着放在那里的。王鹤滨被字帖吸引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本草书字帖，是打开阅读后翻卷着放在那里的。可见毛主席曾在这里欣赏过它，时间可能还不会太久。因为王鹤滨也喜爱书法，就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将字帖的封面翻了出来，原来是国民党的元老、于右任先生著的《标准草书》，其中包括两个部分，即《草圣千文》和《标准草书释例》。王鹤滨翻看了数页，又按原翻卷着的样子，放在了原处。

王鹤滨大夫说，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么忙，还手不离名帖，说明了他对书法是多么痴情。文房四宝和书法确实成为他的战斗武器，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

1、《努力救人事业》

1941年春，毛主席为金茂岳大夫题词：《努力救人事业》。（见图 1 ）

王鹤滨说，金茂岳是当时延安知名的妇产科专家，他是山东人，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的医学部（或医学院）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他随医疗队来到延安，也就留在了延安。以后，王鹤滨曾与他在一起工作过。1946年从延安撤退后，东渡黄河来到山西省的临县三交镇，中央门诊部就设在这里，叫三交门诊部。金茂岳是门诊部主任。在此期间，王鹤滨担任金茂岳的第一助手，并曾任门诊部的指导员，与金茂岳大夫相处密切。毛主席之所以能为金大夫题词，王鹤滨推测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金茂岳大夫是延安时代知名的知识分子，毛主席为他题词，对医药卫生界的知识分子是个鼓励；第二个是毛主席的爱女李讷出生时是金大夫接生的，母女平安地渡过了产期，金大夫向毛主席求字作为纪念，毛主席的题词作为鼓励和感谢。

2、《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》

1941年，毛主席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：《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》，这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成立时的题词。这所医科大学是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抗日根据地医学界中最高学府了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大批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奔赴到了延安。当时的副校长史书翰便是日本留学的医学博士，教育长曲正则是德国的医学博士……从师资上讲，有条件办正规的医科大学了，学制定为五年，实际的学习时间则要长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，都没有寒、暑假期，教学条件是非常困难的。

王鹤滨说，毛主席的题词成了医务人员的座右铭，也是工作的宗旨。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上，还套印着这个题词的双钩充填的字体，下面还双钩着校风：“紧张、严肃、仁慈、谨慎”八个大字。王鹤滨的毕业证书，还保留了下来，是件“历史文物”了（见图2）。

3、悼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

据王鹤滨介绍，1942年12月29日，毛主席题词悼印度友人柯棣华：“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，援助抗日，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，医治伤员，积劳病逝，全军失一臂助，民族失一友人，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，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”（见图 3）。1941年至1943年，王鹤滨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校高二期读基础课时，国际友人柯棣华，在白求恩医校任教，并在附属医院任外科医生。在王鹤滨的印象中，这位印度籍的国际友人，中等身材，黑黑的皮肤，大大的眼睛，极富神采。王鹤滨说，他学习中国话很认真努力，就在1942年的“三八”节，他还在大会上登台（唱戏的台子）讲了话，语言带着浓重的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特殊腔调。他讲话时，把“妇女”二字发音成“妇牛”的音，引起师生们捧腹大笑。当时的场景，我还记忆犹新，就连他讲话的腔调也尚能重复得来：中国有两种妇女，一种是大脚的妇女，一种是小脚的妇女……在他的心目中，周围的学生、同事中的女性，是大脚的妇女，解放了的女性，小脚的妇女是旧中国所造成的，是加给妇女的桎梏……

王鹤滨说，柯棣华大夫病故时年仅三十多岁，生命给他的时间太短了，留下了他的中国夫人和一个儿子,留给我们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国际主义的眼神……

4、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

据王鹤滨介绍，1952年，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，毛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：“动员起来，讲究卫生，减少疾病.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。”（见图 4）

抗美援朝战争很快地遏止住了美李军队向鸭绿江边的推进。战争进行得很艰苦。新中国刚一诞生，就与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、大国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以北拼搏上了。这种战略上的决策胆略，真是大得惊人，是美国所未能预料到的，战争的发展更是美国所未能预料的。在朝鲜半岛的战场上，除了原子弹，大概美帝国主义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，而且冒天下之大不讳，在我国的东北投下了细菌弹。这就是高喊人权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所干的缺德事，这也是他们对付比它弱的民族和国家的恶毒手段。

毛主席的题词唤起千万军民齐心协力粉碎敌人的细菌战；毛主席的意志、毛主席的战略思想、毛主席的指挥，战胜了美军的侵略，也战胜了美军的细菌战。